对行业利润、环保执法、城市钢厂出路等热点问题，骆铁军这么说！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钢铁行业以去产能为中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累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5亿吨以上，全面出清 “地条钢”1.4亿吨，干成了多年想干但未干成的大事，行业运行情况变化明显，生产保持平稳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6年全行业实现扭亏为盈，2017年全行业效益大幅增长，2018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骆铁军指出，在大好形势下，一些企业又开始以各种名义增加产能，将早已停产多年的落后产能恢复生产。一些钢铁大省通过钢厂搬迁，集中向沿海转移等方式，大规模增加本地区的钢铁产能，并把其作为地方经济稳增长的手段。今年1~7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37.8%，为各行业之最，这引起行业内的强烈担忧。一些企业一方面想扩大产能，另一方面担心市场转冷又走上过度竞争的老路。

他同时指出，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一些人主张从需求侧而非供给侧、从需求总量而非供给结构的角度归结新问题、新挑战。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因此，靠扩大需求和规模扩张促进行业发展已难以为继，靠扩大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呈递减趋势。

骆铁军表示，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更多地应着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应对当前“稳中有变”的形势，中央提出了以“六稳”为代表的一系列逆周期调控政策措施，而不是单纯地靠投资刺激。这是在特殊阶段面对“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一种平衡，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一针“稳定剂”，这与高质量发展是一致的。我们要处理好长远和近期的关系，一个企业经营不善只是临时困难，一旦投资失误将是致命灾难。“我国钢铁行业通过前几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很大存量，产量已占到世界一半以上，数量增长难以为继。”骆铁军强调，“钢铁再不能走靠规模扩张的老路，是靠创新、抓管理、提质量，还是靠扩产能、高投入、铺摊子活的更好，两年内必见分晓。”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没有效益的质量不可持续，难以长久。”骆铁军认为。2015年，钢铁全行业亏损847亿元，企业失去了转型升级的能力，发展不可持续；2017~2018年，全行业大幅盈利，一些早已停产多年的小钢铁企业以各种名义开始复产，使得供求关系失衡，利润率不断下降。今年的1~7月份，全国钢产量增长了9%，钢协会员企业销售收入增长了9.75%，但利润总额下降了23.93%，出现了量增价跌的趋势。这表面上是铁矿石涨价的原因，深层次还是供求关系问题，总量过大导致了行业利润的下降，铁矿石涨价也是总量大争抢造成的。

骆铁军认为，钢铁行业有效益发展应把握好以下两点：

一是整个行业要处于合理的利润水平。各工业行业的利润率一般在5%~7%，钢铁行业今年1~7月份的利润率为5.09%，2018年是6.92%，这还是在66%左右的负债率下实现的，实际上有的企业吨钢毛利达到2000多元。钢铁行业是规模经济最为显著的行业，我们可以追求高利润，但不能用一般行业的合理利润率作为钢铁行业的合理利润率。“2018年钢铁行业利润率过高，使得投资集聚向钢铁行业流入。” 骆铁军表示，“从短期看，2018年是钢铁行业最好的一年，从长远看，这一年钢铁行业的高利润率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环保执法要一视同仁。前两年钢铁行业的好光景大家都归结为取缔“地条钢”，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跳出行业看，实际上得益于环保督查和蓝天保卫战，它大大挤压了环保污染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钢铁行业呼吁各级政府严格环境执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是规范钢铁企业有效益增长的重要保证。

骆铁军指出，目前，我国钢铁行业节能环保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一大批钢铁企业能效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超低排放正在钢铁行业有力推行，废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排放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大批钢铁企业成为清洁工厂、花园工厂、绿色工厂。

他同时指出，我国钢铁总量大，单个企业的低排放汇集到一起，局部环境仍然难以承受；厂区内排放治理得好，厂区外运输等无组织排放治理得差。钢铁工业是能源密集型行业，能耗占整个工业的16%左右，“三废”污染排放量大，是工业污染物的重要来源。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原本位于城市边缘的钢铁企业已处于城市核心区，环境对企业的制约日益突出。“钢铁总量较为集中的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地区面临的压力已使这些地区的某些钢铁企业无法生存，推动钢铁产能向域外转移势在必行。”他强调。

他进一步指出，这两年钢铁企业利润可观，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部分地方对钢铁行业的依赖有增无减，片面强调本地区发展钢铁行业的优势，忽略了协调、绿色，造成一些地区局限于工业谈工业，与社会发展相脱节。对于中心城市而言，环境优良程度、城市建设水平、公共服务体系是吸引高新人才的基本因素，是建设高新企业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城市丢掉了协调、绿色，就难以实现创新、开放、共享；钢铁企业无法与城市共融，就只有关闭、转型、搬迁，何谈高质量发展。

骆铁军表示，下一步，钢铁行业要继续积极响应并严格落实国家《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要求，按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抓好落实。要瞄准短板问题，加大投入力度，继续组织节能环保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以更高的标准，加快破解发展中的环保问题。

骆铁军表示，钢铁工业是自动化程度高的流程型行业，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好、空间大，智能制造是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骆铁军表示，建设制造业强国对钢材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钢铁企业由单一的材料供应商向能够统筹提供材料推荐方案、后续加工使用方案等延伸服务的材料服务商转变。发挥智能制造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缩短创新周期、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优势，对培育钢铁行业增长新动力、重塑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深度与先进国家有一些差距，但不是很大，因为这种融合本来就是近几年的事情。美国是制造业和互联网都很强，但是制造的不少环节已不在本国；德国的制造体系很强，但是互联网有所欠缺；我国的互联网很强，仅次于美国，又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融合发展，智能制造方面，我国企业的探索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与先进国家在一个起跑线上，关键是理念问题。”骆铁军认为，“我们要把握战略机遇，通过智能制造的突破，实现高质量发展。”

骆铁军指出，大进大出是钢铁行业的特点，钢厂发展与城市共融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针对我国钢铁工业布局“北重南轻”和某些地区产能过度集中问题，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了我国钢铁“北重南轻”局面，部分城市钢厂搬迁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钢厂与城市发展不相融问题，大批沿海钢厂的建设解决了进口矿长途运输高成本问题，重大钢铁布局调整初见成效。

骆铁军进一步指出，钢铁行业当前比较突出的是两大问题：一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企业密度过高，重污染天气频发，限产甚至停产频频，迫切需要向外转移。二是关于城市钢厂的出路问题。目前我国存在着一批城市钢厂，随着城市发展已处于城区中心，谋划这些城市钢厂的出路势在必行，不能简单“一刀切”都选择搬迁这一条出路，要综合平衡所在城市整体定位、环境容量、土地资源价值、税收占比等因素，确定保留、关闭、转型、搬迁等不同的出路。

骆铁军表示，目前，一些产钢大省纷纷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方案，一些省份和地级市也提出打造千亿级钢铁产业集群的规划。我们在期待其取得预期效果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将区域内钢铁企业向沿海搬迁，成为各地日渐趋同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沿海地区已有、在建和拟建的钢铁产能已超过2.6亿吨。产能向沿海的适度转移是可取的，但“一窝蜂”式地向沿海搬迁，需要深入考量。布局问题是全局问题，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要统筹规划，全国一盘棋。

“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钢铁工业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钢铁材料保证的同时，职工工作环境不断改善，职工收入显著提高。”骆铁军指出，“但是，一些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部分岗位操作环境恶劣，职工收入与期望值还有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实际上，总书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应该如何检验给出了答案，也是办企业的基本要求。

骆铁军建议，各钢铁企业决策层应把处理好再投入与分配的关系上升到落实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高度来看待，真正使广大职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不断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提升生活质量；还要通过科技进步逐步实现高温、高湿、高危岗位的智能化、无人化；通过提高钢材性能，为社会贡献更多的绿色产品。